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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祖国的土地和田野都丰盈起来”是泰戈尔

  

  《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

  《飞鸟集》乍眼看来,内容似乎包罗万象,涉及的面也比较广,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然而,就是在这种对自然、对人生的点点思绪的抒发之中,诗人以抒情的彩笔,写下了他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他的诗像珍珠一般闪耀着深邃的哲理光芒,不仅唤起对大自然、对人类、对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而且也启示着人们如何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理想追求,让整个人生充满欢乐与光明。泰戈尔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以一颗赤子之心,讴歌的是对人民的真挚的爱,抒发出对整个大自然、整个人类,以及整个宇宙间的美好事物的赞颂。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十分注重对自然的描写,一只鸟儿、一朵花、一颗星、一个雨滴、也都具有人性与生命力。他热爱整个大自然。他认为人类情感和自然力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自然融入人类的感情,或人类的感情融入自然。只有融入自然才能净化自己的生命。自然不仅提供了暗示的形象,而且还积极的协助我们抹去人类生活中一切分离的痕迹;情人可能会分离,而这种分离将淹没与在阳光里欢笑的绿草和繁花之下。读了他的作品,便令人觉得宇宙的活动和人生的变化是有意义的,是快乐的,便给人以无穷的勇气。

  在诗里他还赋予了“晨的意义”。“每日清晨的到来,并不是一件以无休止的单调重复着的琐碎小事,而是一种永恒的惊奇。因为它在光明战胜黑暗,自由战胜束缚的生命的戏剧中是一支重要的插曲。如第235首“不要说‘这是早晨’,并以昨天的名义将它打发掉,象初次看到的一个新生的,尚未取名的婴孩那样看待它吧。”又如第32首“神自己的清晨,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新奇的。”

  诗人并不是为了自然而写自然,这里的自然是和人相契合的。抒写广阔博大的自然世界实际上是为了给人性极大的自由。鸟儿在天上地飞行,这就暗示这人类理想望却又不可企及的巨大的自由。然而暮色中归巢飞鸟的翅膀,又使诗人想起人类情爱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星星也是自由,爱情和欢乐地象征;它们就像天庭盛开地花朵,它们又似乎在默诵着神自己地美妙乐章。”

  《飞鸟集》基本题材多为极其常见植物,不外乎小草,流萤,落叶,飞鸟,山水,河流等等。读这些小诗时就像在暴雨后初夏的早晨,推开卧房的窗户,看到一个淡泊清亮的晨。平时孱弱的小溪无端的雄壮起来,加快了前行的脚步,哼唱着嘹亮的歌;阳光撒落在挂着水珠的树叶上,那水珠显得特别的明亮,这明亮把树叶衬托成一种透明的色彩;平坦的草地像是吸足了油彩,当心那跳跃着的小松鼠是否也会染上这亮绿的油彩;天边有几朵白云在倘翔,似乎在回味昨夜的狂欢;一切都是那样地清新,亮丽,可是其中韵味却很厚实,耐人寻味。用轻松的语句却道出了深沉的哲理,这正是《飞鸟集》吸引人的原因。

  《飞鸟集》中表现了深层的精神追求——爱与和谐的宇宙终极原则或神,描绘自然万物的灵性相通,有机一体,展现人与自然、爱与神的亲密无间、交互融溶,歌赞生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从而生成了丰富隽永的人生哲理。在这里神、自然、人与爱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诗人追求人与神的合一、爱与神的关系、以及神与自然的统一,渴望与神“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也就是要达到有限生命与无限生命的统一,就是要达到人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为此,诗中揭示,人必须完善自己的人格,要在“思想中摒除虚伪”,要驱走心中“一切的丑恶”,并且只能在“爱”中,在“爱的服务”中与神结合。诗人在诗篇中表达了生命的运动,生命的欢乐,人生的奉献与人生意义的追求,使诗篇充满着生机,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由于诗人的生命哲学并不完善,在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生命最终统一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只好用道德的自我完善和“泛爱论”来求得统一,求得人生的圆满,求得社会理想的实现。读《飞鸟集》时,就会产生你是一只飞鸟遨游蓝天的感觉,尽情享受海洋般天空的自由辽阔,又从大地中撷英咀华,品尝着造物主的精美,人生的真谛。诗人对人类最美情感、最高理想的不懈探索与执著的追求。

  《飞鸟集》的译者郑振铎在译完泰戈尔的这部散文诗集后,曾深情地称它“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并形象地指出,泰戈尔的这部散文诗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他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积极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义倾向,由于与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被习惯势力祝为没有种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尔是家中员小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因而泰戈尔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拉宾德拉纳特被家人亲呢地叫做“拉比”,成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钟爱的孩子,但大家对他并不溺爱。小拉比在加尔各答先后进过四所学校,虽然他对这四所学校都不喜欢,但他在长兄和姐姐的监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孟加拉学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厌恶刻扳的学校生活,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课程。他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父兄和家庭教师的耳提面命,以及自己的广泛阅读。他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绪。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竞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佃户。他在这里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观察祖国故土和自然。1901年,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孟加拉分裂的决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这个运动,充满激情的爱国营人义愤填庸,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没有多久,泰戈尔就同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但部分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由于失望,他便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远离现实斗争的迟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

  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这是印度历史上两位巨人的会面。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还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这两个非凡的人物并不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同时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16年,泰戈尔来到日本,他对日本这样充满生机的一个新兴国家,颇多感慨。后来他从日本又到了美国,以:“国家主义”为题,作了许多报告.他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主义”。他对美国一向没有好感,那里的民族歧视使他深恶痛绝。美国的报纸和侦探机关从舆论上和行动上也常常给他添些麻烦。他以后几次访问英国,都是不畅快的。1929年,他访问了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又遭到美国移民官员扣留和盘问。

  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非常气愤,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年幼时起就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问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了解,但是他向往这个崭新社会,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中间去。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始终如一,在80岁生日述怀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和赞扬苏联的成就.别人的攻击并没有影响他心目中苏联的美好形象。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道,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他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线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在创作技巧上,他既吸收民族文学的营养,又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艺术成就颇高。特别是他的诗歌格调清新、诗句秀丽、想像奇特、韵律优美、抒情气息浓郁,同时又饱含深邃的哲学与宗教思想、社会与人生理想,扣动着读者的心弦。某些诗作,因受到《吠陀》与《奥义书》中宗教思想的影响而显得神秘,但仍具独特的艺术神韵。

  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

  几十年来出版的他的作品的中译本和评介著作为数很多。1961年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其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让她在文学界上迈出了一大步。据说当年凡是讲孟加拉话的地方没有人不日日歌咏他的诗歌的。然而他的诗是在他自己把它们译成英文之后才获得了世界性的赞扬;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

  泰戈尔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他特别关注诗与诗人的关系。1903年,泰戈尔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传记之后写了“诗人的传记”一文,主要讨论诗人和他的作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由于诗人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作品,诗人的作品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真实形象,而诗人的传记只是记录了诗人的外部活动,因此,通过研究诗人的传记不能真正认识诗人。他指出:“诗人不是用创作诗歌那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诗”(第22卷:37)。泰戈尔并不否认诗人的生活与他的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认为只有但丁那样的超凡出众的诗人,才能同时在诗歌和生活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天才,“但丁的诗凝结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读,那么我们将会更清己而不是他的客体对象”;“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在“旅洲纪行”一文中,他认为只有作为艺术客体的创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体,指出:“只有在文学中人才是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文学的标志和目的。……正是人与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结果,才使得人成为文学的主体,因此,文学的标志和目的只能是作为人的‘我’,绝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第19卷:270一72)。可见,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泰戈尔诗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主体性诗学就是在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各种关系中特别强调文学与人的关系,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文学理论在东西方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西方,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泰戈尔,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诗人的传记”一文可以说是他主体性文论思想的前奏。

  泰戈尔认为诗的基础或关键不是诗人的才学和诗人的外部活动,他指出:“日常谈吐、书信、交往、活动和教育不是诗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一个伟大感情冲动的传播,好像它是偶然的,非人为而产生的——它是超越诗人的知识的”(泰戈尔第22卷:39)。这里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情感,二是灵感;也否定了两个因素,一是知识,二是刻意的努力。类似于我国古代诗学家严沧浪所谓:“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同的是,严羽是在诗歌品评鉴赏基础上的理论感悟,而泰戈尔是在长期、丰富的创作基础上的经验之谈。

  泰戈尔认为传记作家很少在意诗人丰富多彩的人格和内心世界,而诗人在他的诗中表现的比他的实际生活更真实,“瓦尔米基的读者从瓦尔米基的诗里创造着诗人的生活传记,那个生活传记与瓦尔米基的实际生活相比更为线)。总之,他认为诗人的生活传记不如其作品更能表现诗人的自我,也就是说,诗歌是诗人的人格的表现,而不是诗人的生活的再现。这样的具有主体性的诗学思想在他中后期的论著中有更深刻的表述。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他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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