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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重译泰戈尔引质疑:打个人印记 偏原著精神

  因为重译泰戈尔名著《飞鸟集》,作家冯唐最近成为众矢之的。在文艺青年云集的豆瓣网上,该译本得分仅为4.1分。

  事实上,对文学名著进行重译的现象并不鲜见,仅《飞鸟集》一书,就有郑振铎、陆晋德、吴岩、徐翰林、白开元、卓如真等多个中文译本。但此番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冯唐重译本引发如此大的质疑,很大程度上缘自他对于原著精神的大幅度偏离。尽管他本人表示,和已经被视为经典的郑振铎的译本相比,自己的翻译更加具有诗的韵味,但很多读者则吐槽说在他的译笔下,“泰戈尔变成了郭敬明”。

  冯唐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郑振铎译:“世界对着他的爱人/把他浩瀚的面具揭下了/他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唐译:“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郑振铎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冯唐译:“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郑振铎译:“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就好像当代人穿上牛仔裤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冯唐大概希望用今天的语言在泰戈尔和‘00后’读者之间搭一座桥梁。”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的态度比较宽容。他对记者表示,语言老化是翻译领域存在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已经成为国际翻译界的共识:原著永葆青春,但译作的语言过20年就会更新换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译法。“我们的上一代读林纾如痴如醉,我们自己则沉迷于傅雷的译作。但是下一代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针对同一部作品,不断有新的译作推出。”这一观点,与冯唐自己的说法不谋而合:“我坚信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我现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

  然而,同样是在豆瓣网上,郑振铎先后于1922年和1956年翻译完成的中文版《飞鸟集》,得分却高达9.1分。这似乎不能用“翻译语言会过时”来解释。在不少学者看来,冯唐版《飞鸟集》引发读者不满,更重要的原因不在语言本身,而是他顶着翻译的名义却挑战了翻译的伦理。

  “任何翻译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就是不能超过原文本所提供的材料和空间。这就是翻译的伦理。时代再变化,译者都应该遵从这一点。”法国文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这样对记者说。在她看来,冯唐恰恰没有遵从这一点:“泰戈尔的潜文本里不会埋藏着冯唐笔下的这些意味。”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陆建德坦言自己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非常喜欢泰戈尔,“他的文字并不难,关键是其中的诗意。他追求诗意,哪怕是写光脚走在田埂上,也是用诗意的方式来呈现。如果把泰戈尔的文字翻译出了世俗化的意味,那一定是偏了。”

  有网友这样评价:郑振铎是想努力带领读者去体会泰戈尔的意境,冯唐是想努力带读者去体会自己的味道。在不少学者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翻译与创作的不同。袁筱一更愿意把冯唐笔下的中文版《飞鸟集》看作是他本人创作的一部分,是他与泰戈尔对话的一种方式。“很多作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和同行对话的权利。也许冯唐也认为自己被赋予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和泰戈尔对话的权利。”

  翻译究竟能不能异化成文本的创作?关于这样的问题,似乎至今难有统一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翻译界从来不缺乏借翻译来实现译者本人意图的例子,比如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谢天振这样评价:“庞德并不是不理解这些古诗的意味,但是他故意扭曲,是要凸显自己意象派的诗学主张。”

  然而具体到泰戈尔的作品,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打上了鲜明冯唐印记的《飞鸟集》,还能像从前那样,在青少年心中播种下诗意的种子吗?陆建德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追求纯洁、高尚、超然和优美。正因为泰戈尔是特别不俗的,才会在青少年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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