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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界的﹃红与黑﹄谁来判定?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现世里孤单的小混蛋呐,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的印记”……你敢相信以上这些凶猛豪迈、透着匪气的诗句是来自“文艺小清新”的泰戈尔吗?

  这是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中的几句,诗集一出便引发不小争议。有人指其文字不雅,“逾越了翻译的底线”;有人笑称“他硬生生把泰戈尔翻译成了郭敬明”,也有人认为冯唐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贴近时代挺好。事实上,这只是关于翻译争论的一个案例,从古至今,翻译圈里可是争吵不断。

  基本上,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实际上,《飞鸟集》中文译本颇多,郑振铎、陆晋德、吴岩、徐翰林、白开元、卓如真等翻译大家都曾翻译过。其中,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是郑振铎的。

  那“流氓冯大叔”怎么就盯上翻译这本诗集呢?冯大叔自己在一篇名为《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27个刹那》的文章里透露,当初翻译这本诗集缘于负责出版自己简体中文书的编辑孙雪静的邀请,“小孙声明给的翻译费是业内的最高水平。”到底有多高?大叔后来透露,每字10元,“不过翻译完才知道,全书只有8000字。”就算如此,与业界70元/千字的标准相比,也已是天价。

  当然土豪多金的冯大叔不只是被这点儿金钱诱惑,更重要的是,大叔说:“写作者和职业运动员也有相似之处,也需要严格的常规训练。一本本写小说,就像运动员的‘以练代训’。但对于写作者,我能想象的最好的常规训练莫过于用现代汉语翻译经典古代汉语、用现代汉语翻译经典西方文章,用更少的字数,不失原文的意境和汁液。比如,泰戈尔得过诺贝尔奖,我想知道,在一百年前,政治味道不浓的时候,给东方的诺贝尔奖是什么味道。”而且大叔还说,他坚信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因此他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比郑振铎更好。

  就算冯大叔自己十分自信,但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网友评论还是专家点评,都对该书恶评如潮。记者在豆瓣看到,《飞鸟集》冯唐译本得分仅为4.3分,而郑振铎译本则高达9.1分。

  有人说“冯唐把泰戈尔翻译成了郭敬明”,也有人认为“这是翻译史上的一次事件,错把浪漫当成低俗看待。”而比较正统的批评是:“这些译作脱离了泰戈尔原作本意,这是翻译的大忌。译者如果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表达,完全可以自己创作,没有必要借翻译渠道表达自己,否则很容易有‘哗众取宠’的嫌疑。”“这种翻译逾越了翻译的底线”等。

  当然,其中也不乏力挺冯唐大叔的粉儿,有网友评论道:“我就喜欢冯唐的,字少好记,一读还挺有意思。郑振铎是大家,翻译出来的也比较正统,这就好比正剧和武侠片的关系,能说谁好谁不好吗?”

  那对于各种批评和力挺,冯唐自己怎么看?他自信依旧,并回应说,不认为翻译的好坏有标准,“信达雅”对于每个译者和每种译著也都不应该是同样的顺序和权重。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不同理解。最后,他还诗意地补充上一句:“我的汉语翻译必然反映我的汉语语言体系,泰戈尔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汉语翻译都摆在那里,毁誉由人,唾面自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红与黑”翻译能否有标准?

  实际上,冯唐的《飞鸟集》只是一个小个例,打很久以前,关于翻译的争论就不断出现。

  比较近的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被一本本翻译成“知音体”,比如《切尔诺贝利的哀鸣》(VoicesfromCher nobyl)在中国被改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来出新版时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虽然批评声无数,但这却是书商们的惯用套路:“把《切尔诺贝利的哀鸣》译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后,就有了一种‘乱世佳人’的感觉,能激发人们对于那场灾难的无限遐想。”

  还有几年前的一本英语著作《你的误区》(YourErroneousZones),书商们也觉得这个名字太不引人注意,就换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流行语《正能量》,结果这本书真的在中国狂销了上百万册。

  有人将这种翻译称为“本土化”。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被称为将莫言送上诺奖领奖台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当年,他将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的结尾做了很大修改,甚至结局与原著截然相反。在葛浩文自己看来,这是适应美国文化,“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他的这一言论也引发激烈争议。

  再往前,例子还有很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围绕小说的翻译展开过一场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理解讨论。曾获得过翻译界诺贝尔奖——“北极光”奖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当年经典名著《红与黑》的译本很多,他与赵瑞蕻的版本就曾被讨论很久,对方希坚持直译,自己则坚持意译:“作品中有一处,按照原文直译是,市长高傲地说:‘我喜欢树荫。’赵瑞蕻就这么译的。可是我想,这么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市长为什么‘高傲’,‘我喜欢树荫’什么意思?结合语境,其实市长是在把自己比作‘大树’,可以庇护别人,因此他很高傲地这么说。所以我就把它这句话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他们就说这是你的过度发挥。”小说中另外还有一处,写到市长夫人含恨而死,赵瑞蕻直译成“去世”,许渊冲不满意:“‘去世’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常死亡,不能表达出‘含恨’的意思。所以我译成了‘魂归离恨天’,这被他们批得不得了”,在许渊冲自己看来,“意译”符合艺术的原则:“翻译不是科学,科学的内容等于形式,文学是内容大于形式,言外之意很重要。”

  那翻译能否形成固定标准?恐怕很难有定论。不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兆忠呼吁,翻译需要职业伦理,而这个职业伦理就是底线,挑战底线应该受到制裁,这和创作的自由并不矛盾,“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伦理?谁来负责裁定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克服。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职业伦理是对的、是合理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底线式的,绝不可违反的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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